“况夫为将之道，疆场之安危，三军之死生系焉”。将者，指挥员也。其素养的高低，能力的大小，直接影响战场的胜负。培养使用人才，特别是培养使用指挥人才，历来是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。然而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过程，要造就大批“能打仗，打胜仗”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，特别是提高指挥员的素养，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。为此本刊聚焦指挥员素养的培养，推出一组《指挥员素养系列谈》，希冀对官兵有所启示。
“天下至德，莫大于忠”。英国诗人雪莱说：“在任何生命中，忠诚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。”军人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的特殊使命，更决定了忠诚是一切价值的根基。
从古至今，历代兵家都将“忠诚”列为军人必备的素养，对指挥员而言，忠诚更是将德之首。早在春秋时期，兵圣孙武就将忠诚列入战胜敌人的五大要素，要求将帅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”。《尉缭子》云：“将受命之日忘其家，张军宿野忘其亲，援桴而鼓忘其身。”三国时，诸葛亮亦有言：“人之忠也，犹鱼之有渊，鱼失水则死，人失忠则凶。故良将守之，志立而名扬。”西方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强调，军人坚守忠诚，要像“站立在海上的岩石一样，经得起海浪的冲击”。
忠诚胜于能力。如果量化评估军人的价值，则“忠诚”不同于其他任何要素，对“忠诚”的量化或许不宜使用具体的数字，而更应该作为整个价值数据前的“+”或“-”号。失去了忠诚这个前提，能力越大，危害越大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败德军的法国英雄——贝当元帅，曾是法国人民的骄傲。二战初期，巴黎沦陷后，面对德军大兵压境，执政的贝当内阁放弃抵抗宣布投降，并成立了维希伪政权，为虎作伥。苏联卫国战争期间，在基辅会战、莫斯科会战等重大战役中表现出色，被授予大将军衔、“苏联英雄”称号的苏军高级将领弗拉索夫，在后来的列宁格勒战役中失利被俘，很快变节投敌，担任了希特勒手下的“俄罗斯解放军”司令，将枪口转向昔日的战友。面对生死存亡的威逼，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，有的人抛弃忠诚，放下尊严，沦为无耻的叛国者，也将自己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而有的人却用铮铮铁骨承受考验，用生命辉映国家民族的历史。宋朝的文天祥，明朝的史可法，共产党人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、马本斋等都是精忠报国、蹈死不顾的民族英雄，他们以自己的抉择谱写了民族脊梁的赞歌，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
忠诚不是愚忠，而是在崇高信念指引下，对职责使命的慨然担当。抗金名将岳飞作为坚定的主战派代表，面对朝中主和派的干扰掣肘甚至肆意破坏，刚毅果敢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捕捉创造战机，屡败强敌，并留下“以身许国，何事不敢为”的豪言。南宋末期，名将李庭芝率孤军死守扬州，面对元军重兵围困和招降，大义凛然地选择了与百姓故土共存亡，以身殉国。一个锐意进取的民族，不能没有精神标杆的引领；一支奋发图强的军队，不能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。泱泱五千年华夏文明，之所以饱受挫折、历经劫难却坚韧顽强地绵延赓续至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武德把忠诚作为军人最基本的道德修养。
忠诚需要传承。每当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总有一批赤胆忠心的民族精英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，或力挽狂澜延续国祚，或舍生取义激励来者。今天，虽不再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，中国的安全稳定仍面临威胁，军人的使命职责仍重任在肩。越是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，越需要彰显我们的主流价值，越需要奏响绝对忠诚的时代旋律。指挥员的忠诚，不是空洞的口号，不是高调的表态，而体现在工作的态度上、内心的选择中。在绝对忠诚者的眼里，国家需要就是唯一的选择。忠诚品质下蕴含着的使命意识、忧患意识、全局意识、军人气节和牺牲奉献精神，是每一位中国军人，更是指挥员必须继承和弘扬的。
